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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脱实向虚不能只要求金融机构一边发力

  这一改革始于1978年。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金融活动,金融活动从属于财政,金融活动与财政活动合为一体,金融业务与金融机构高度一元化。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1978年,中国启动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也迫在眉睫。

  中小银行的目标应该是成为有特色的银行

克服脱实向虚不能只要求金融机构一边发力

  因此,要求银行、金融机构面向实体经济没有问题,但实体经济同样要解决好自己的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换言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克服脱实向虚不能只要求金融机构一边发力,实体经济也应该发力于调整结构——降低杠杆、增加资本、提升盈利能力。

  上交所、深交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在独立于财政的市场取向金融体系建立后,必须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造,使之尽快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微观基础再造即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造的新阶段。金融机构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海外上市等,逐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1998年11月

  “我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见证了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中国金融由弱变强,不断深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并日益走向世界的过程。”曹远征说。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亲历者,曹远征总结,从金融改革的任务和过程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有两项基本的任务——宏观层次上建立独立于传统财政体系的金融体系,微观层次上对原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造。而这两个任务被相对分离出来,逐一进行,呈现出了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199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撤销,曹远征被分流到中国银行,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者转变为执行者——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开启了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历程。当时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曹远征参与了这一决定的相关起草工作,此后又介入这一改革的实际推动中。

  中小银行不要期望做大做强成为大银行,其目标应该是成为有特色的银行,应该想办法覆盖到小微企业、没有信用记录的穷人,给这部分机构和人群赋能,而这也是中国的金融要走向深度的一个要求。

  中小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自身没有清晰的定位,或者说不愿意定位为中小银行,原因是它们认为服务本地的小微企业或者个人没有利润。而在理论上,给小微企业贷款的利率最高可以是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如果风险控制得好,这块业务利润丰厚。因此,对于中小银行来说,重要的是要加强能力建设,开发好这一块的业务,这也是做好普惠金融的重要表现。

  1979年

  商业银行要实行可持续经营,必须要有机制作为保障,这就要求银行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当时的具体措施是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建立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聘任管理层。整个流程再造中,银行实行全员聘请,我在进入中行之前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司局级干部,到了中行和所有人一样签订了劳动合同。此外,四家国有大行还通过在海内外市场公开上市,以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保证银行沿着商业化轨道谨慎运营。

  建立独立于财政、市场取向性的金融体系

  2018年3月

  监管体制改革也同步进行。长期以来,国有专业银行作为政府行政的附属机构,对其金融业务的监管自然由行政代为从事。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政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干预银行,实现了行政与监管的分离,建立了独立于政府行政权的第三方专业监管。银监会强化以资产负债为主要内容的专业监管,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相应地也提高了银行资产的安全程度。

  中央汇金公司成立,拉开了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大幕。

  2017年10月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独立于原有财政体系的市场取向性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不再是财政的附属品,其目的在于创造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相适应的外部环境。

  2003年,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到了资不抵债、几乎破产的边缘。从极端意义上讲,当时的四大专业银行已在技术上破产。首先,不良贷款率过高。2003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20.4%;二是资本金不足。如2003年底,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52%,农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估计仅为4%;三是经营效率不高。中国银行业的成本和收入比率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员工和分支机构的创利能力差。四是风险审核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技术落后,制约了银行开拓高回报的业务渠道;五是信息科技落后,表现在数据处理中心互不兼容,不同银行间不能有效处理及共享信息资源。

  中国人民银行的营业业务被分离出来,组建了中国工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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